• 清朝历史外交

    清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,以“天朝上国”自居,视外国、异族为“藩属”或“外夷”,同外国向无正常的外交往来,只有藩属国的定期朝贡。因此,清廷也就一直没有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,只有礼部和理藩院,分掌着有关朝贡事务。

   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,清廷与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涉,性质已与朝贡截然不同,只好委派临时性的钦差大臣负责办理。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,清廷被迫开放上海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和广州为通商口岸,才设立了一个名为“五口通商大臣”的官职,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,以负责通商交涉事宜。清廷的这一做法,一方面承认了它同西方各国已不是藩属关系,非礼部和理藩院所能管辖;另一方面则仍旧不肯放弃“人臣无外交”的传统观念,把同西方国家的交涉视为临时性举措。

    咸丰十年(一八六〇年)八月,英法联军兵临城下,咸丰帝仓皇北逃,临行前授其弟恭亲王奕欣为“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”,留京督办“和局”。奕欣与以往的钦差大臣不同,他一受命就在圆明园附近的善缘庵设立公所,与联军交涉。入城谈判时,又先后在法源寺、嘉兴寺等处办公,建立临时外事机构。不仅如此,协助他办理“和局”的有大学士桂祥、户部左侍郎文祥、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、顺天府尹董恂、统兵大臣胜保等一批文武大员。在长达数月的对外交涉中,他们或奔走联络、随同交涉,或撰稿具文、缮写文件,各司其职。在京城无主的情况下,这些人聚拢于奕欣周围,一个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已具雏型。

    九月十一、十二日,奕欣分别与英国公使额尔金、法国公使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《天津条约》文本,并签订了续增条款——《北京条约》。

    “和局”成功,清廷的对外交涉可谓告一段落。然而事实远非如此,条约虽已订换,更多的涉外事务又纷至沓来,诸如赔款割地、公使驻京、建立海关、新辟通商口岸、实施新税法、招募华工出国、教士入内地传教等,皆在条约规定之列,势在必行。另外,西方列强对原来那种只与地方督抚打交道,而不能与清廷直接交涉的方式早有不满,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,额尔金曾特别强调公使驻京这一要求,一再表示要与中国建立“正式的外交关系”。因此,清廷设立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已是大势所趋。

    咸丰十年十二月一日(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一日),奕欣等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(简称“总理衙门”或“总署”),并建议其机构“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”,“以王大臣领之”,派军机大臣兼管。身在热河的咸丰帝很快批准了这一奏折,但朱批谕旨却比原奏多了“通商”二字,称“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,着即派恭亲王奕欣、大学士桂良、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,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”。在咸丰看来,洋人唯利是图,外交即是通商。对此,奕欣等颇感疑虑,再次上奏,强调通商事宜在上海、天津已分别有南北洋大臣驻扎专理,总理衙门在京不便遥控;更重要的是洋人会以为此衙门专为通商而设,不办理其他外交事务,可能再找麻烦,因此,请求省去“通商”二字。咸丰帝朱批“依议”。于是,清廷的第一个外交机构—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名正言顺地设立了。

    在总理衙门的选址问题上,清廷又颇费了一番脑筋。开始,奕欣等人曾打算在礼部大堂设立办公之所,但考虑到大堂是考论国家大典的地方,地位崇高,若在此接待“夷人”,则有碍国家体面,也会影响礼部的正常工作;若选在地位较低的礼部司堂,又担心会引起列强的不满。最后,才决定将衙门设在崇文门内东堂子胡同。奕欣等在给咸丰帝的《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》奏折说道:“此次总理衙门,义取简易,查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,分设大堂、满汉司堂、科房等处,尽足敷用,无容(庸)另构。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,外国人往来接见,若不改成衙门体制,恐不足壮观,且启轻视。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,其余则稍加整理,不必全行改修。”

    当时,清廷各类衙门的规模都比较庞大,一般拥有房屋百间至数百间。总理衙门之所以因陋就简,一方面反映了清廷还存在着“夷卑我尊”的心理;另一方面,他们只不过是把设立总理衙门当做权宜之计,待“军务肃清,外国事务较简,即行裁撤,仍归军机处办理,以符旧制”。然而,外国事务非但未简,反而日趋增多,清廷裁撤的初衷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。特别是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,总理衙门的职权不断扩大,不仅办理外交、通商事务,而且凡与洋务有关之事,如铁路、电报、学校、关税等,无不在其管辖之内,故有“洋务内阁”之称。它与军机处虽无明显的对等关系,但实际上军机处只管对内事务,总理衙门则统管涉外事件。

    总理衙门的设立,受到了列强的普遍欢迎,英国公使魏妥玛闻之“甚为欣悦”,认为这是西方“数十年求之不得”之事;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更称赞这是“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”。在列强看来,总理衙门一定会成为他们对清廷施加影响和控制的有效工具,然而,后来的情况却让他们颇感失望。随着清廷倡导的洋务运动的开展,他们甚至发出这样的抱怨,说中国过去“很弱,我们在各口岸可以为所欲为,但总理衙门最近的政策使我们认为,其中多数大臣已深信,中国现在强得足以恢复早先那种骄傲自大的作风”,声称“必须使狡猾的中国人安分守己”。总理衙门“体制不崇,职责不专,遇事拖延”,早已无法满足列强的需要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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